竹西詩案

十年歸夢寄西風。此去真為田舍翁。剩覓蜀岡新井水，要攜鄉味過江東。

道人勸令雞蘇水，童子能煎鶯粟湯。暫借藤床與瓦枕，莫教辜負十分涼。

此生已覺都無事，今歲仍逢大有年。山寺歸來聞好語，野花啼鳥亦欣然。

這三首詩，在北宋哲宗元祐年間，掀起軒然大波，引作洛、朔黨打擊蜀黨蘇軾、蘇轍兄弟的有力張本。而其實都是牽強附會，故入人罪，全憑好惡，毫無是非。欲明這段黨爭的是非曲折，有必要詳細瞭解北宋當時的政局。先是，在宋神宗元豐七年三月，蘇軾被誣陷為謗訕朝廷，謫為黃州團練副使，貶謫到黃州的第五年，皇帝以「人才實難，不忍終棄」之故，把蘇軾調為汝州團練副使，稍從內遷，惠示終將甄收。蘇軾於四月一日離開黃州，離開黃州的時候，黃州的仕民都十分依依不舍，為他舉辦盛大的歡送會。把黃州最有名的歌妓李琪(一作李宜)請到會場表演節目，為蘇軾送行。蘇軾在黃州住了五年，黃州大大小小的歌妓，差不多都得到了蘇軾親自寫的詩歌和書法，惟獨這最有名的李琪，臨別了還沒有得蘇軾半個字，所以就向蘇軾要求，蘇軾當堂就立刻替她寫道：「東坡五載黃州住，何事無緣到李琪？」寫了這兩句以後，因為送行的人實在太多，東坡就暫時擱置在那裡，而與其他的賓客寒暄，直到宴會散席，都還沒有工夫寫，李琪實在忍不住了，就拉了蘇軾到寫字桌旁，要他把這幅字寫完，東坡拿起筆來又續寫道：「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吟詩。」李琪得了這幅字，自然就歡天喜地地走了。宴會結束，蘇軾渡江過武昌，黃州友人紛紛前來相送，而他的老友陳慥更送至九江，始行別去。東坡與參寥同至廬山，游西林寺，題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盡不同」的不朽名句。再自興國經奉新抵筠州，與其弟子由相聚。這是蘇氏兄弟黃州別後的第一次重聚，而且是與弟弟全家人團聚，可以自由自在地說說四川的家鄉話。兄弟相聚過後，東坡沿長江的水路，抵達金陵，往見王安石於蔣山。王安石於神宗熙寧八年二月，東山再起，再度拜相，雖然神宗對他仍信任不衰，但政治大環境已經改變了，造成「親友盡成政敵，謗怨集於一身」的情況。最令他傷心的是，見忌於被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呂惠卿，呂惠卿認為王安石的再度拜相，是阻擋了他的錦繡前程，因此乃百端設法，凡是可以害王安石的，無所不用其極，甚至於把王安石給他的私書，中有「無使齊年(馮京，當時的左相，地位在王安石之上)知」、「無使上(神宗皇帝)知」等密語，秘呈神宗，以動搖皇上對王安石的信心。王安石一則痛心悔恨於「智不足以知人，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。」一則他最得力的長子王雱，以三十三歲的英年，忽疽發背而死。讓安石悲痛不已，萬念俱灰。故決心辭去宰相的權位，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，判江寧府，退居金陵。

當蘇軾從黃州到達金陵時，安石已經閒居八、九年了。王安石與蘇軾，雖然政見不合，但彼此都是詩人，對彼此的詩文，都相當心折的。這次兩人見面，談了國家的大政，也談了文學問題。王安石聽說蘇軾到了金陵，穿著野服，騎著毛驢，來到江邊見蘇軾，而蘇軾也穿著野服，不及冠帶而見王安石。並說：

據《宋史‧蘇軾傳》的記載，蘇軾正式見王安石時，首先就說：

大兵大獄，漢唐滅亡之兆，祖宗以仁厚治天下，正欲革此，今西方用兵，

在朝則言，在外則不言，事君之常禮耳。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，公所以待

安石須說。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人須知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得天

王安石聽了以後，苦笑不著聲。據宋人的記載，有一次，有人告訴王安石說，蘇軾晚宿於臨皋亭，夜半夢而起，作〈成都勝相藏記〉一篇，得千餘字，一氣呵成，寫畢，才點定一兩字而已。現有抄本在船上。安石即請派人取來，這時，月出東南，林影在地，這花甲老人，便站在屋簷下，就著薄暮微光，展卷細讀，喜見眉宇。老人讀畢，慨然歎道：

子瞻，人中龍也。不過這篇文章中，卻有一字未穩。文中『日勝日負』那句，不如說『日勝日貧』

這話後來傳到蘇軾的耳中，東坡也忍不住拊掌大笑，認為荊公卻是知言。這次見面，因為談得十分高興，王安石就勸東坡在金陵附近買田定居，希望蘇軾能常常跟他作伴。蘇軾也很感動，作〈次荊公韻四絕〉，其中一首是：

騎驢渺渺入荒陂。想見先生未病時。勸我試求三畝宅，從公已覺十年遲。

蘇軾在金陵訪求田宅，匆匆之間，難以遇合。正巧他的忘年交王益柔(勝之)奉命接掌江寧，乃陪東坡遊蔣山，蘇軾賦詩中提到王荊公捨宅作寺的事，有句曰：「欲款南朝寺，同登北郭船。朱門收畫戟，紺宇出青蓮。」王安石聽說蘇軾有此作，急命取讀，當他唸到「峰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。」這兩句時，不禁拍案叫絕地說道：

蘇王的修好，對蘇軾來說，固然是莫大收穫。但舟車的勞動，加上六、七月間鑠火流金的大熱天，素有火爐之稱的金陵，日曬船篷，水蒸炎暑，生活在小小的船艙裡，長達兩個月，怎不令人生起病來。他與侍妾朝雲在黃州所生的兒子蘇遯，這時出生不滿十個月，初生的嬰兒，抵抗力最弱，禁不住濕熱夾攻，竟於七月二十八日殤亡於金陵舟次。老年喪子，本是人生一大哀苦事，何況又是與愛妾朝雲所生的惟一的兒子，所以曠達的東坡，也禁不住老淚縱橫滿面了。

朝雲這個失去孩子的年輕媽媽，更是痛不欲生，口口聲聲欲與孩子同歸，餵奶的媽媽，突然失去孩子，漲乳流床，濕透了床縟。孩子的小衣裳，掛在床前，更令人觸目心傷。蘇軾為了安慰她，作〈哭子詩〉云：

吾年四十九，羈旅失愛子。幼子真吾兒，眉角生已似。未期觀所好，

蹁躚逐書史。搖頭卻梨栗，似識非分恥。吾老常鮮歡，賴此一笑喜。

忽然遭奪去，惡業我累爾。衣薪那免俗，變滅須臾耳。歸來懷抱空，

我淚猶可拭，日遠當日忘。母哭不可聞，欲與汝俱亡。故衣尚懸架，

漲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，一臥終日彊。中年忝聞道，夢幻講已詳。

儲藥如邱山，臨病更求方。仍將恩愛刃，割此衰老腸。知迷欲自返，

在路上的喜憂交迸，殤子增悲，一路迤邐行來，到了揚州，上表請乞常州居住，到泗州聽說揚州所發之表，投入主管章奏的官署，拘執微文，不肯轉呈。蘇軾於是改寫一狀，派專人入京投遞，其〈乞常州居住表〉云：

臣聞聖人之行法也，如雷霆之震草木，威怒雖甚，而於欲其生；人主之罪人也，如父母之譴子孫，鞭韃雖嚴,而不忍致之死。臣漂流棄物，枯槁餘生。泣血書詞，呼天請命。願回日月之照，一明葵藿之心。此言朝聞，夕死無憾。臣軾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臣昔者嘗對便殿，親聞德音。似蒙聖知，不在人後。而狂狷妄發，上負恩私。既有皆以為可誅，雖明主不得而獨赦。一從吏議，坐廢五年。積憂薰心，驚齒髮之先變，抱恨刻骨，傷皮肉之僅存。近者蒙恩量移汝州，伏讀訓詞，有「人材實難，弗忍終棄」之語。豈獨知免於縲絏，亦將有望於桑榆。但未死亡，終見天日。豈敢復以遲暮為歎，更生僥覬之心。但以祿廩久空，衣食不繼。累重道遠，不免舟行。自離黃州，風濤驚恐，舉家重病，一子喪亡。今雖已至泗州，而資用罄竭，去汝尚遠，難於陸行。無屋可居，無田可食，二十餘口，不知所歸，飢寒之憂，近在朝夕。與其強顏忍恥，干求眾人；不若歸命投誠，控告於君父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，粗給饘粥，欲望聖慈，許於常州居住。又恐罪戾至重，未可聽從便安，輒敘微勞，庶蒙恩貸，臣先任徐州日，以河水浸城，幾至淪陷。臣日夜守捍，偶獲安全，曾蒙朝廷降敕獎諭。又嘗選用沂州程棐，令購捕凶黨，致獲謀反妖賊李鐸、郭進等一十七人，亦蒙聖恩保明放罪。皆臣子之常分，無涓埃之可言。冒昧自陳，出於窮迫，庶幾因緣僥倖，功過相除。稍出羈囚，得從所便。重念臣受性剛褊，賦命窮奇。既獲罪於天，又無助於下。怨仇交積，罪惡橫生。群言或起於愛憎，孤忠遂陷於疑似。中雖無愧，不敢自明。向非人主獨賜保全，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。伏惟皇帝陛下，聖神天縱，文武生知。得天下之英才，己全三樂；躋斯民於仁壽，不棄一夫。勃然中興，可謂盡善。而臣抱百年之永嘆，悼一飽之無時。貧病交攻，死生莫保。雖鳧鴈飛集，何足計於江湖；而犬馬蓋帷，猶有求於君父。敢祈仁聖，少賜矜憐。臣見一面前去，至南京以來，聽候朝旨。

據說蘇軾此書朝入，神宗皇帝夕報可。元豐八年二月朝廷告下，准了他的申請，讓他在常州居住。從此可免道路奔波，能在「故鄉無此好湖光」的常州居住，一直就是他的願望，一旦實現，豈不欣喜欲狂。神宗皇帝最後一次對他施恩後，一個月後的三月初五戊戌，這位才三十八歲英年有為的皇帝，忽然龍馭上賓，駕崩寧福殿了。蘇軾寫了三首挽詞，其第三首云：

接統真千歲，膺期止一章。周南稍留滯，宣室遂淒涼。病馬空嘶櫪，枯葵已泫霜。餘生臥江海，歸夢泣嵩邙。

蘇軾把自己身世的悲哀，歸結在一片忠君愛國之心裡，而所忠之君己死，以後誰能理解他這片癡心呢！說得是多麼的沉痛啊！蘇軾甚至說：「先帝升遐，天下所共哀慕，而不肖與公為尤厚。……無狀罪廢，眾欲置之死，而先帝獨哀之。而今而後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？歸耕沒齒而已矣。」[1]

四月初，蘇軾離別南都，經過楚州，再到揚州。五月一日，往遊揚州竹西寺，這是杜牧詩所謂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」的名剎。時值仲夏，天氣炎熱，蘇軾也走得累了，就在寺中休息乘涼。一覺醒來，身心舒泰，迤邐歸去，看見有父老百姓十餘人，聚在路邊談論，其中一人，兩手加額，一臉虔誠地說道：「見說好個少年官家。」

這時，神宗皇帝崩駕已經兩月，哲宗皇帝也已經嗣立，蘇軾聽到老百姓那麼虔誠地謳歌「吾君之子」，心裡非常高興。且自己也獲准在常州居住，在宜興購置了田產，生活雖算不得富裕，但以後的日子，可以免於飢寒，何況這年淮浙豐熟，幾件事加在一起，使他壓抑不住滿心的歡喜。於是把〈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〉詩，題寫在竹西寺的寺壁上。誰能料到這樣幾首抒情的小詩，竟被理學家程頤的門人賈易誣陷為十惡不赦的大罪。要瞭解蘇程交惡的端由，我們不得不敘述神宗駕崩以後北宋的政局。

神宗宴駕以後，太子趙煦即位，是為哲宗，雖然是好個少年官家，但當時僅有十歲，不能親政，所以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，是為宣仁太后。宣仁臨朝，記得她丈夫英宗在治平年間欲重用蘇軾為翰林知制誥，以及她兒子神宗臨終眷念蘇軾大歎才難的往事，所以她一執政，就立刻起用蘇軾，恢復他朝奉郎的官銜，六月告下，蘇軾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。蘇軾雖然不願意放棄常州農居悠閒的生活，但太后的好意，還有知識分子拯救時艱的責任感，使他不能不忍痛割捨。但荊溪風土，卻時常在他胸中縈繞。他的一首〈蝶戀花〉詞，就充分反映出這種心境。

雲水縈回溪上路。疊疊青山環繞溪東注。月白沙汀翹宿鷺。更無一點塵來處。溪叟相看私自語。底事區區苦要為官去。尊酒不空田百畝，歸來分得閒中趣。

蘇軾要享受這種閒中之趣，所以他不願為官，他贈給蔡允元的書字說：

僕閒居六年，復出從仕。自六月被命，今始至淮上，大風三日不得渡。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，允元眷眷不忍歸，而僕遲回不發，意甚願來日復風。

坐客皆云：東坡赴官之意，殆似小兒遷延避學。愛其語切類，故書之，以遺允元，為他日歸休一笑。[2]

蘇軾自六月間自常州啟程赴任，一路上遊山玩水，訪問友好，直到十月十五日方抵達登州。不料上任五天，又接到朝命：「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。」當蘇軾回到京中，任禮部郎中半個月後，告命下來，遷起居舍人。宋制起居郎與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，職掌宮廷記注和機要政務，因此俗稱「小侍從」。蘇軾久經憂患，不願驟然躋登清禁重地，特向宰相蔡確面辭。誰知起居舍人之職不但沒有辭掉，才三個月，又下告命，進一步升為中書舍人。中書舍人掌管起草詔令，參與國家機密，地位更在起居舍人之上。蘇軾更是急上辭免狀云：

右臣準閤門告報，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。伏念臣頃自貶所，起知登州，到州五日，而召以省郎，到省半月，而擢為右史。欲自勉強，少酬恩私，而才無他長，職有常守，出入禁闥，三月有餘，考論事功，一毫無取。今又冒榮直授，躐眾驟遷，非次之陞，既難以處；不試而用，尤非所安。願回異恩，免速官謗。所有告身，臣不敢祗受。

治平年間，蘇軾從鳳翔調回汴京，英宗皇帝就想以唐故事用蘇軾為知制誥，也就是中書舍人的職位，當時由於宰相韓琦認為蘇軾年輕資淺，不可以驟受，而反對掉了。這一段往事，宣仁后是耳熟能詳的，他怎麼會允許蘇軾辭去英宗帝早就想給他的職務呢？既辭不掉，只好拜表就任。中書舍人這個職務，自唐宋以來，有個慣例，舍人承受詞頭以後，就須在省中起草，寫成告命，從不許耽擱到第二天，擔任這項工作的人，自然非有捷才不可，對蘇軾來說，當然是綽有餘裕。蘇軾在中書舍人任上，做了兩件事情，與他的一生影響極大。第一件是，朝廷認為新法害民，呂惠卿實助成其惡，應是罪魁禍首，御史交章彈劾，施以無情的撻伐。於是呂惠卿責降為建寧軍節度副使，建州安置，詞頭始下中書，據說按照輪值班次，應由劉攽主筆草制，但是蘇軾疾惡如仇，對《宋史‧姦臣傳》裡的第二號姦臣，早就躍躍欲試，劉攽亦知蘇軾的心意，就藉故推辭，而讓給蘇軾去草責降。蘇軾接手以後，痛快淋漓地歷數呂惠卿的罪惡。蘇軾的〈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〉制詞說：

敕。元凶在位，民不奠居，司寇失刑，士有異論，稍正滔天之罪，永為垂世之規。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，挾穿窬之智，諂事宰輔，同升廟堂。樂禍而貪功，好兵而喜殺，以聚斂為仁義，以法律為詩書。首建青苗，次行助役，均輸之政，自同商賈；手實之禍，下及雞豚。苟可以蠹國以害民，率皆攘臂而稱首。先皇帝求賢若不及，從善如轉圜，始以帝堯之心，姑試伯鯀；終以孔子之聖，不信宰予。發其宿姦，謫之輔郡，尚疑改過，稍畀重權。復陳罔上之言，繼有碭山之役，反覆教戒，惡心不悛，躁輕矯誣，德音猶在。始與知己，共為欺君，喜則摩足以相歡，怒則反目以相噬。連起大獄，發其私書，黨與交攻，幾半天下，姦贓狼籍，橫彼江東。至其復用之年，始倡西戎之隙，妄出新意，變亂舊章，力引狂生之謀，馴至永洛之禍，興言及此，流涕何追。迨予踐祚之初，首發安邊之詔，假我號令，成汝詐謀。不圖渙汗之文，止為款賊之具，迷國不道，從古罕聞。尚寬兩觀之誅，薄示三危之竄。國有常典，朕不敢私。[3]

蘇軾這篇責詞，固然寫得筆墨淋漓，大為快意，而讀者也覺得利如并剪，大快人心。此文也就風動四方，天下傳誦了。因為呂惠卿的黨與遍布天下，這就無異為東坡個人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，從此以後，終身都在荊棘中行走了。祇有像蘇軾這樣疾惡如仇的人，纔會做這種傻事，官僚是不會這樣做的。

司馬光為相，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，一切剷除。蘇軾因為做了幾任地方官，漸知免役法之利，差役法之害，所以當司馬光罷盡熙寧新法，罷到差役法時，不接受在朝同列的勸諫。蘇軾就鼓起勇氣，向司馬光進說道：

差役免役，各有利害，免役之害，掊斂民財，十室九空，斂聚於上，而下有錢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專力於農，貪吏猾胥，得緣為奸，此二害輕重，蓋略等矣。

蘇軾很委婉地開了一個頭，還沒有提出他維護免役法的意見。司馬光愕然地說：

蘇軾回答司馬光所問，先舉原則，然後以兵役作例子，來加以說明道：

法相因則事易成，事有漸則民不驚。三代之法，兵農為一，至秦始分為二，及唐中葉，變府兵為長征之卒，自爾以來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農，農出榖以養兵，兵出性命以衛農，天下便之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實大類此，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，蓋未易也。

司馬光不以為然，不接受蘇軾的意見。蘇軾仍不死心，又再度陳述於政事堂。司馬光心裡不耐煩，繃得緊緊的臉上，露出憤怒之色來了。蘇軾也很氣惱，於是反過來用詰責的態度說：

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，公為諫官，爭之甚力，韓公不樂，公亦不顧。軾昔聞公道其詳，豈今日作相，不許軾盡言耶！

司馬光苦笑不再生氣，但內心己生芥蒂，據蘇轍的〈墓誌銘〉說，司馬光開始有逐公之意。議定役法，是件大事，蘇軾見議不行，乃請罷除役局差事。蘇軾狀奏：「臣既不同，決難隨眾簽書，乞早賜罷免，俾議論歸一。」政事堂的爭論，司馬光的臉色，負氣請辭役局的差事，是眾目所共見的。這就造成了司馬門下對蘇軾的不滿，為日後宦途平添無限坎井。司馬光雖漸不欣賞蘇軾，但太皇太后的恩寵，則有增無已。任中書舍人半年，又下誥命，詔遷翰林學士承旨。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，位正三品，是侍從中的最高官，地位超越給事中及六部尚書，而承旨又是翰林學士的首班。這時候的蘇軾，真可說是青雲直上。因為翰林學士專掌制誥，是皇帝最親近的顧問兼秘書，經常住宿內廷，承命撰擬有關任命將相大臣，冊立皇后、太子等重要誥命，權力很大，而有內相之稱，往往為將相之儲，再升就要做宰相了，當然會惹得有野心的政客眼紅，想盡辦法來打擊他。

就在蘇接長翰林學士承旨並兼侍讀(替皇帝講書，是皇帝的老師)的時候，理學家程頤也由於司馬光的推薦，也做了崇政殿說書(也是替皇帝講書，但比侍讀地位低)，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老學究，凡事都要依著古禮，一成不變。元祐元年九月正議大夫尚書左僕射溫國公司馬光，積勞成疾，薨於其位，司馬光的喪事，由程頤主喪，也一切要依著古禮。

司馬溫公薨之日，廷臣方致齋，不赴祭典，六日，大享明堂，以神宗配，大赦天下。禮成不賀，輟視朝，蘇軾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，程伊止之不得入，程頤爭曰：「《論語》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。豈可賀赦纔了，即往弔喪。」東坡率眾竟入，並曰：「明堂乃吉禮，不可謂歌則不哭也。」程頤無法，乃諭司馬光之子司馬康不得受弔，蘇軾平時就很討厭這位拘泥古禮，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，這時再也按捺不住，便嘲笑程頤說：「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也。」又說：「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。」眾官聞言大笑。程頤這個道貌岸然的人物，面色淡黃，目有棱角，顴骨微收，一臉孔結實剛勁的神氣，凜然不可侵犯。蘇軾卻嘲笑了他，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尊嚴，而且也開罪了程頤道學家門下，視程頤為聖人的洛學弟子，遺留下後來在仕途上無窮的後患。

蘇軾嘗到洛學弟子給他的第一次苦果，元祐元年十一月學士院策試館職，蘇軾上〈試館職策問〉云：

『問。傳曰：秦失之強，周失之弱，昔周公治魯，親親而尊尊，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；太公治齊，舉賢而上功，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。夫親親而尊尊，舉賢而尚功，三代之所共也。而齊魯行之，皆不免於衰亂，其故何哉？國家承平百年，六聖相授，為治不同，同歸於仁。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，或至於媮；欲法神考之勵精，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，流入於刻。夫使忠厚而不媮，勵精而不刻，亦必有道矣。昔漢文寬仁長者，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，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；宣帝綜核名實，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，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。何修何營，可以及此，願深明所以然之故，而條其所當行之事，悉著於編，以備採擇。

這次策試館職，得人甚多，若畢仲游、黃庭堅、張耒、晁補之等人並擢館職。但是程頤的學生朱光庭，為了替老師爭回面子，就不論是非，摭策問語，誣以人臣不忠，請正考試官之罪。朱光庭云：

『臣以為仁祖之深仁厚德，如天之為大，漢文不足以過也；神考之雄才大略，如神之不測，宣帝不足以過也。後之為人臣者，惟當盛揚其先烈，不當更置之議論也。特望聖慈特奮睿斷，正考試官之罪，以戒人臣之不忠者，策題蘇軾文也。』

詔特放罪。蘇軾因為這一指控，十分嚴重，故不得不上〈辨試館職策問劄〉以自辨云：

臣之所謂媮與刻者，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，不能奉行，恐致此病，於二帝何與焉。至於前論周公太公，後論文帝宣帝，皆是為文引證之常，亦無比擬二帝之意。況此策問第一、第二首鄧伯溫之詞，末篇乃臣所撰，蒙御筆點用，第三首臣之愚意，豈逃聖鑑。

由於朱光庭不辨是非，惟知維護業師之尊嚴，遂釀成北宋所謂洛蜀黨之爭，而東坡從此遂為黨人不斷攻擊忌排，不使安於朝廷之上。

元祐四年三月東坡論事，以直形己，為當軸宰相劉摯所恨，鼓動御史糾纏不已，蘇軾為避其鋒，乃連章請外。十六日告下，除龍圖閣學士充浙西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。元祐六年二月，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，而劉摯為右相，忌東坡之入，乃招來程頤門下賈易為侍御史，專攻東坡。本集〈論朋黨之患再乞郡劄〉云：

賈易，頤之死黨，專欲與頤報怨，因頤教誘孔文仲，令以私意論事，為文仲所奏，頤既得罪，易亦坐去。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，緣此再貶廣德軍，故怨臣兄弟最深，臣多難早衰，無心進取，豈復有意記憶小怨，而易志在必報，未嘗一日忘臣。其後召為臺官，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，今既擢貳風憲，付以雄權，升沈進退，在其口吻。不久必須言臣，并及弟轍，轍既備位執政，進退之間，事關國體，則易必須扇結黨羽，再三論奏，煩瀆聖聰，朝廷無由安靜，皆臣不早迴避所致。

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，險於山川；詖言殄行，甚於蛇豕。……其兄軾昔既立異，以背先帝，尚蒙恩宥，全其首領，聊從竄斥，以厭眾心。軾不自省循，益加放傲。暨先帝厭代，軾別作詩自慶曰：

「竹寺歸來聞好語，野花啼鳥亦欣然。此生己覺都無事，今歲仍逢大有年。」書於揚州上方僧寺，自後播於四方，軾內不自安，則又增以別詩二首，換詩版於後，復倒其先後之句，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，從而語人曰：「我託人置田，書報已成，故作此詩。」且置田極小事，何至野花題鳥亦欣然哉！又先帝山陵未畢，人臣泣血號慕正劇，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，其義安在？謂此生無事，年逢大有，亦有何說乎！是可謂痛心疾首，而莫之堪忍者也。賈易以這三首詩誣蘇軾以十惡不赦之罪，居心險惡，與道學家經明行修之義，實相去太遠矣。蘇軾在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曾有〈辯題詩劄〉云：

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，與臣言道，趙君錫、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，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，臣今省憶，此詩自有因依，合自陳述。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，掛服了當，迤邐往常州，至五月初間，因往揚州竹西寺，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，其一人以兩手加額云：「見說好個少年官家。」其言雖鄙俗不典，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。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，蓋將老焉。而淮浙間，所在豐熟，因作詩云：「此生已覺都無事，今歲仍逢大有年，山寺歸來聞好語，野花啼鳥亦欣然。」蓋喜聞此語，故竊記之於詩，書之當塗僧舍壁上。其時去先帝上僊，已及兩月，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。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，加以惡逆之罪，乞正國法。

臣兄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，蒙恩許居常州，既南去至揚州，五月一日，在竹西寺門外道傍，見數十父老說話，內一人合掌加額曰：聞道好個少年官家。臣兄見有此言，心中實喜，又無可語者，遂作二詩，記之於寺壁，如此而已。

現在我們來看這三首詩的內容。竹西寺、在揚州，蘇軾此時是經竹西寺往常州宜興縣，宜興在常州西南一百二十里。所以題為〈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〉。周益公〈題楚頌帖〉說：「公以元豐七年，量移汝海，九月抵宜興，聞真通觀側郭知訓宅，即公所館。自此過泗，遇歲除，八年正月，道中上書乞歸常。三月六日至南京，被旨從所請，回次維揚，又歸宜興。〈留題竹西三絕〉，蓋五月一日也。是月起守文登，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，迨建中靖國辛巳北歸，竟薨於常。公熙寧中倅杭，沿檄常、潤間，賦詩云：『惠泉山下土如濡，陽羨溪頭米勝珠。』又有『買牛欲老』之句，卜居權輿於此。」

王註次公曰：「西風，言欲歸川也。田舍翁，言有田在常州也。」這兩句詩的意思說，十年來就想回到四川去，但實際上自己去不了，只有把歸鄉之夢寄託於西風，為什麼寄託於西風呢？因為自己無法歸去,則故鄉的一切，惟有託西風從四川帶過來了。這次到常州去，因為買了田宅，真可以作一個安分守己的種田老翁了。做一個田舍翁也不壞，不必在官場勾心鬥角，可以省掉不少煩惱，求得心靈的安靜。

王註次公曰：「竹西寺山上有井，其水味如蜀江，號曰蜀岡。故先生謂之鄉味，過江東，則江之東，言常州也。」這兩句是說：剩下的工作，就是把竹西寺蜀岡新汲的井水，攜帶這種具有故鄉風味的井水到常州宜興，常州所以叫做江東者，自唐以來，把江南分為江南東道、江南西道，江南東道簡稱江東，就是江蘇南部、浙江一帶地方。
紀昀曰：點綴有緻。
王文誥曰：公流竄七年，至是喘息稍定，勢不能無欣幸之意，此三詩皆發於情之正也。故其意興灑落，倍於他詩。

王註：「《本草》有水蘇、紫蘇、假蘇三種各異。水蘇一名雞蘇。」邵註：「《本草》：鶯粟名罌子粟，一名米囊子，秋種冬生，嫩苗作蔬甚佳。其實形如酒罌，中有白米，極細，可煮粥。江東人呼千葉者為麗春花，或謂是罌粟別種，非也。其花變態，本自不常有，白者、紅者、紫者、粉紅者、杏黃者、半紅半紫半白者，豔麗可愛，故曰麗春，又曰賽牡丹、曰錦被花。詳見《游墨齋花譜》。」查註：「《清異錄》：昭宗在藩，嘗幕屬各賜法乳湯，蓋罌中粟所煎者。子由〈藥苗〉詩：罌小如罌，粟細如粟。研作牛乳，烹為佛粥。柳槌石缽，煎以蜜水。便口利喉，調肺養胃。」據《本草綱目》雞蘇主治辟口臭、暑月目昏、風熱頭痛等症。罌粟則主治行風氣，逐邪熱，除食潤燥，開胃厚腸。所以竹西寺的和尚僧人就勸東坡多飲雞蘇煮的水，以驅暑熱；小和尚能把鶯粟煮成湯粥，也可驅逐邪熱，除食潤燥，在這盛熱的仲夏日，都是十分恰當的飲食。

東坡自離黃州，一路未息，到達南都，得旨放回常州，路過揚州，時逢盛暑，於竹西寺稍為歇腳。暫時借用竹西寺僧人的藤製的床與瓦製的枕，這兩樣東西，也都有涼爽的感覺，食品既清涼，外在的用品也涼爽，所以最後一句歸結到，不要辜負了這個十分涼爽安排。

王註：「《春秋‧桓公三年》書『有年』。唐王維〈和重陽節宰臣及百官上壽應制〉詩云：『四海方無事，三秋大有年。』」查註：「《穀梁傳‧宣公十六年》：『五穀大熟，為大有年。』《詩‧鄭箋》：『豐年、大有年也。』」這兩句詩說：因為請皇上准他在常州居住,可以安安分分地做一個田舍翁了，所以這一輩子己經覺得沒有什麼事得奔走忙碌了。何況今年淮南、浙江一帶又遇著豐收的大豐年呢？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‧總案》：「賈易謂原題『山寺』二句在前，『此生』二句在後，公不自安，後乃倒其前後句。今此二十八字具在，不論何人，試倒讀之，通得去否？宋自開基以來，不輕易加罪言者，故至元祐，言者動輒以十惡大逆誣人，而毫無忌憚，是亦流弊之一端也。」

王註：「王維〈因赦宥罪拜官〉詩云：『花迎喜氣皆知笑，鳥識歡心亦解歌。』山寺歸來聞好語，是說詩人從竹西寺下來，在道路上見百姓父老十數人,在道路旁邊談笑，其中一人以兩手加額，說道『見說好個少年官家。』詩人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，出於至誠，喜聞此語，故謂聞好語。又因為心情愉快，不但自己欣悅，看到的野花，聽到的鳥語，也是欣忭愉快的，這是一種移情作用的表述。《續通鑑》：「元祐六年，侍御史賈易劾軾元豐末，在揚州聞先帝厭代，作詩,無人臣禮。」查註：「葉石林《避暑錄》云：子瞻〈山光寺〉詩，『野花啼鳥亦欣然』之句，其辨說甚明，蓋為哲宗初即位，聞父老頌美之言，余嘗至其寺，親見當時詩刻，後書作詩日月，今猶有其本，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。奉諱在南京，不相及，尚何疑乎！」

賈易為什麼要做出這種造作的謠言來打擊蘇軾呢？王文誥的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‧總案》剖析得非常清楚，今摘錄於下：

是時(元祐六年)洛黨已亡，朱光庭、賈易、邢恕、楊畏皆己投入朔黨，陽援陰構，聲勢張甚，賈易方謀攻兩公以媚摯。

宣仁太后對蘇軾聖眷甚隆，右相劉摯引為深忌，怕蘇軾取他的相位而代之，所以就極力打擊蘇軾，因為蘇軾得罪了程頤，所以就招來程頤門人，俾以雄權，使合力攻公，而賈易諸人為諂媚於摯，於是就做了劉摯的打手了。道學門下非常熱中，為了爭官，往往什麼無恥的手段都使用出來。難怪王文誥責賈易為「人頭畜鳴。」[4]這段竹西詩案，不知解說清楚了沒有？敬請讀者諸君，多加指教。

[1] 見《東坡續集‧卷六‧答王定國書》。

[2] 見中華書局《蘇軾文集‧第五冊‧卷七十一‧題跋‧書遺蔡允元》。

[3] 見中華書局《蘇軾文集‧第三冊‧卷三十九‧制敕‧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》。

[4] 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‧卷二十五》：「寄王鞏書。」下註云：「本集〈與王定國書〉書云：『先帝升遐，天下所共哀慕，而不肖與公，蒙恩尤深，固宜作挽，少陳萬一，然有所不敢者耳。無狀坐廢，眾欲置之死，而先帝獨哀之，而今而後，誰出我於溝瀆者，已矣歸耕，沒齒而已。』誥案：此書豈有竹西欣幸之事，賈易乃人頭畜鳴也。」